在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后不久，解放军进入市区的第三天，一辆普通的手推车出现于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口。车上装载着十几个沉重的箱子，外面用旧布和麻袋包裹，看似普通的搬家货物。推车的是一位名叫陈来生的中年男子，他简单地告诉值班人员：“我把中央文库送来了。”这一幕令值班人员感到惊讶。他们知道将要接收一批重要文件，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低调的方式——没有军车护送，也未有武装人员保护，只有他一个人、一个手推车，走过几条街道。

当箱子打开时，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不已。箱子里装有超过两万份档案，涵盖了从中共一大到六大的会议记录，以及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各地苏区的军事报告，还有瞿秋白的手稿与毛泽东给地方党组织的信件。这些文件几乎完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1933年撤离上海期间的核心内容。如果这些文件被国民党或日本人获得，中国的革命历史可能会被彻底扭转。然而它们幸运地被保留下来，无损无缺，直到1949年。这些档案的守护者并非军队或特务，而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档案保管员，他们在敌人的占领区坚持了整整二十二年，将这条“看不见的战线”坚守至今。

为了理解这些档案的保存过程，首先需要了解它们的起源。1920年代后期，中共中央为了进行秘密活动，选择在上海展开工作。当时的环境极其危险，国民党特务、巡捕以及叛徒告密四处可见。为了确保安全，许多文件在阅后便被销毁，但一些重要文件如党的纲领、决议、会议记录等则必须保留下来。1926年，中央设置了秘书处，开始集中管理文件。1930年，中央发文通知各单位必须将不需要的文件送到保管处。此时，法租界中的一个秘密档案库已建立，初期仅存有二十多箱文件。

1931年，周恩来视察秘书处时发现文件被杂乱堆放在角落，意识到这样不行，便与瞿秋白共制定了《文件处置办法》。该办法详细规定了文件的分类、编号以及保存和销毁的方法。瞿秋白在文末写道：“如可能，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，一份存阅，另一份入库，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。”这句“备交将来”的话深深扎根于所有守护者的心中，他们清晰地知道自己所保守的不仅是纸张，而是对未来的期待和承诺。基于此，中央文库正式设立，这也是后面被称为“一号机密”的档案来源，涵盖了自建党至1933年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全部重要文件。

张唯一，中央文库的首位守护人，虽外表平凡，却在党内享有“张老太爷”之称。他冷静沉稳，言辞缓慢，性格上不喜争斗，因此成为最佳的隐形守护者。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家木材行的“老太爷”，与两位员工组成了一个“家”，白天木材行照常营业，夜晚则在二楼堆满整齐的文件箱。张唯一的工作原则十分简单明确。